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进什么圈子成什么人”。生活中，我们总是在人群中来回应酬，不觉已被形形色色的人群改变了本真。

起先，群居是为了互帮互助。我们的老祖宗生活在一起是为了在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来。久而久之，后代便将这一精神传承了下来。但如果要在人群中不显突兀，就要将自己的个性融于共性之中。若为善也就罢了，若是行恶则天下不安。

宋神宗年间，就有那么一种人群，专门排挤有才之士。留名青史的却恰恰不是那群人，相反，恶名昭彰。“乌台诗案”便算是这“组织”的杰作之一了吧。朝中以王珪为首的文人嫉妒苏东坡的美名，将苏东坡所作诗集翻了个底朝天，将春日游水硬说成讽刺修水利，冠之以谋反罪名上报于皇上。若是打仗，这帮人不一定得利，可是煽风点火可谓是将人群的最大效益发挥了出来。于是，草草定案，文化大师锒铛入狱。由此可见，人群若是行恶，力量无疑是巨大的。当然，若想在人群中不显突兀，就只能折节而行了。所以历史也不会忘记沈括大师诬陷苏东坡的事实。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节之人选择退出“群”，或者离开某个圈子的原因了。疲于应酬倒是次要，担心自己被玷污才是主要原因。因此，若想保持自己的高尚节操，便不得不选择回避。

魏晋的竹林七贤、隐居的陶潜、不羁的李白甚至是以死明志的文天祥，哪一个不是害怕受到世俗的玷污而选择回避？历史证明他们是明智的。鲁迅孤军奋战，舌战群儒；戴望舒痛斥内兄，忍受分居之痛，这些比比皆是的例子不都说明弃恶人之群的正确性？贤者有云“白沙在涅，与之俱黑。”选择什么样的人群不啻是一种处世态度，更是一种精神操守。风骨不会因时间而羸弱，但会因人群而被摧毁。

水土不服时，有人忍受了；有人易地了。我们不能否定忍受也是一种方法，但忍受只能扬汤止沸，不然，就得改变自己。而易地之人不仅使自己没变，而且彻底摆脱了困境。

先人早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告诫。但仍有人守着贫瘠的土地，视其为乐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