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

这是苏辙谈论其兄遭遇时所说的话。乌台诗案使苏轼左迁黄州，虽说黄州给予了苏轼无限的创作灵感，但他在此地的身份却是“罪人”，一个诋毁朝廷、企图造反的“罪人”，他的余生都在贬官的阴影中度过。洒脱是真，可能无奈也不假。

我们会在此产生一个疑问，像苏轼这样一位可敬而豪放、墨画皆长的文化大儒，理应受到全民族的爱戴和尊敬，为何会发生如此令人费解之事，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

其一为中国世俗社会的特定氛围。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社会文化具有独立性，独立意味着孤立，意味着社会上的人会将他视作异类，迟早会排拒他，糟践他。起哄式的传扬，终将转化为起哄式的贬损。苏轼的文采不必多说，清扬如李白，忧民如杜甫。可惜的是他生在了一个文化氛围并不健康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拥有独立文化的人没有一片立席之地，处处遭人嫉妒与怨恨，于是，一切流言蜚语便统统砸在他的身上，这种痛苦恐怕只有苏轼可以体会。创造文化的人正在毁灭文化，令人幽怨之中竟生出一丝愤怒。正因为古代中国这种氛围，真正代表中华文化巅峰的许多人，应是日夜惶恐不安，谁知道哪天会让某个小人挑出刺来，在皇帝面前检举，轻则远谪荒地，重则家破人亡。有人会说，那他们怎么不报仇，解解心头之恨？这个问题很好想，他们若是报仇了，还能是有文化的人？

唉，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其二是文化本身的脆弱性。一〇七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朝廷派人到湖州的州衙来逮捕苏轼，苏轼事先得知风声，然而不知所措。文人终究是文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从来者气势汹汹的样子看，估计会被处死，他害怕了，躲在屋里不敢出来。而当他终于出来的时候，朝廷派来的差官装模作样地半天不说话，故意要演一个压得人透不过气的场面出来。想想吧，一个毫无文化的差官竟然用这种方式来恐吓苏轼，竟然还成了，原因很简单：苏轼的文化用于诗词，并非用于世俗。而差官用绳子捆扎了苏轼，像驱赶鸡犬一样上路了。家人赶来，号啕大哭，我想，此时哭泣的不只是家人，还有文化。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行进。苏轼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全部遭遇还不知道半点起因。苏轼只怕诛连亲朋好友，在途经太湖和长江时几度想投江自杀，由于看守严密未成。当然也很可能成，那么，江湖淹没的将是一大截特别明丽的中华文明。文明的脆弱性就在这里，一步之差就会全盘改易。***的种种惨剧不也如此么。

国亡而文化兴，民族坚如磐石；国兴而文化亡，民族不堪一击。乌台诗案可以引发无数人的思考，它让我们了解到，文化看似稳如泰山，其实内部矛盾重重。如今的社会，仍有很多现象充斥着对文化的不尊敬，我并不想谈都有什么，我只想谈谈该怎么办。

一曰反省。社会上的某些人，我想问问你们，你们为何在创造文化的同时，要诋毁不同于你们的文化，理想的社会应该是包容的，每一个人应该都是包容的，春秋战国为何可以百家争鸣，原因也在此。而我们还应反省自己的态度，无论是对古文的，还是对诗词的，因为这些都是文化的种种表现形式。我想在此澄清一个误区，并非精通才算尊重，假如有人说书法应该被键盘所淘汰，哪怕你随口说两句书法的优点反驳一下他，这都是对文化的尊重。我们本应好好保护它的，别让它失望。

二曰自得。一个不信任本国文化的民族自然是没有未来的。当我们在大肆吸收他国文化的时候，本国的文化却岌岌可危，说明什么，说明文化已被民族忽视或抛弃，文化在我们眼里究竟是什么，是赚钱的工具，还是精神的归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我个人希望后者的人可以多一些。想想看，当我们近乎疯狂地砸金崇拜外国偶像抑或是本国某些毫无文化内涵的艺人时，有谁能看到中华文化正在一个角落里低声啜泣。我想，我能看到，她能看到，每个人都能看到，这并非难事，在崇拜的时候多一些理智，在中国艺术领域多停留哪怕是一秒钟，你所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景色，可能是叹为观止的璀璨星河，抑或是久未涉足的幽深小径。

我们不能再让文化失落下去，我不想说这是我们所肩负的伟大历史重任，这仅仅是一种自觉，而这种自觉存在于一个敬畏中华文化的人心中。因此，乍看是我们在保护文化，其实是文化保护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