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的起义，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而起义的失败，则是一次偶然。假如我是洪秀全，起义也许就不会失败。

当时的清政府，已经是没落腐败，民怨沸腾，起义是人心之所向，只是缺乏一个号召的人。所以说太平天国的起义是必然发生的。即使不是“天国”，也会有“地国”等起义。可是，就是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战斗了十四年，势力扩展到十七省，却败在了即将走向灭亡的清王朝面前，这对于深信历史总是在不断前进着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次莫大的嘲讽。如果我是太平天国的引导者，假如我是洪秀全，我一定不会让它重蹈覆辙。

首先，我不会陷入狂想的一知半解的拜上帝教中。“拜上帝教”是洪秀全拉拢农民和群众的一种形式，可以说这才是吸引人民起义的主要因素。它是太平天国从西方基督教搬来了一些基本理论，并将其神圣化，另一方面则力图使这些理论服从自己的政治、思想的需要，不惜对其删改。从更深层的意义上看，这种删改的根本标准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它本质上其实是太平天国进行改朝换代的工具。可是当定都天京（南京）后，伴随着小农意识的蔓延，从西方生吞活剥而来的宗教理想也随之褪色，而代之以浓郁的封建观念。诸王都涌起“王者”意念，他们的妻子也有专门的封号，在君权神授的同时，三纲五常又回到了天国之中，在“上帝”的旗帜下建立起来的人间天国，终于又变成了新的等级森严的封建王朝。忠诚的信仰为对信仰的怀疑所代替，洪秀全始终迷信上帝教，而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终归在狂想的天国中归为想象。所以，假如我是洪秀全，我一定会切实一些，真正为百姓、农民做实事，这样才能真正拢住民心。

其次，我不会迷思于乌托邦式的大同革命。天国的领袖们除了假托“上帝”的幻想之外，根本没有找到真正的坚实的精神支撑和战略谋划，《天朝田亩制度》，陷入了小农的实际主义和空想的绝对平均主义，除了最初的感召力和煽动作用外，在现实的实践中，没有操作的可能和蓬勃的生命力。《资政新编》虽极富创意和新见，但因超越了当时社会的实际，却不能得到太平天国“君臣”们的认同，更是没有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即便革命不成，建立不了“无人不饱暖”的“天朝”，那当一个改朝换代的工具——以此来给人民大众带来几年的休养生息也好啊！可惜，乌托邦的梦想破灭带来的往往都是变本加厉的狂飚乱舞——不是向着自己许诺的美好前行，而是向着相反的丑恶突进。农民作出了最大的牺牲把洪秀全捧上了天王的宝座，但是这位忘本的“天王”却如此看不起农民。太平天国后期，在他自己“亲政”的时候，镇江地区出现了农民起义，驻防的太平军毫不手软地加以镇压。农民起义的队伍又去镇压农民起义，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抱着大同革命的迷幻，却行使比任何王朝和历代统治者都更加严酷的政策，甚至更加荒唐，更加腐败，这真让我警醒。假如我是洪秀全，我一定会说到做到，而不会抱着虚幻的梦想，止步不前，甚至对百姓、农民做出有所伤害的事。

然后，我不会实行激进的反传统的文化政策。太平天国的纲领，政治上打击一切“满清妖孽”，经济奉行大众的平均主义，对于文化政策而言，更是激进，单一奉行粗浅的“上帝教”教义，不仅没有施行中原文化本土论调来打击满清，相反却对中华传统大加挞伐。太平军所到之处，孔孟书籍全部销毁，若有教诵者，一律立斩。激进的文化政策不仅丧失了士人的投奔，而且激起了读书人的反抗；更主要的，致使太平天国一直以来都缺少读书人对革命特有的贡献——缺少读书人的反省意识和净化功能。因为缺乏反省和净化，太平天国到最后有的只是小农意识下的纵欲狂欢，有的只是皇朝梦想中的极尽挥奢，有的只是天朝上国中的愚昧欺骗，有的只是狂飚猛进的革命后期所深深陷入的信仰危机和尴尬处境。假如我是洪秀全，我会鼓励大家参阅百家之书，完善上帝教，使得使人和读书人能充分发挥作用。

最后，假如我是洪秀全，我不会是一个无远虑，难把全局；拙调和，缺少领袖魅力；避现实，沉湎于虚幻世界；远贤才，重猜忌；性格软弱，裹足不前；图奢华，缺乏进取心的领导者，我会句句话落到实处，真正给人民一个良好环境，宾引导人们为自己的新生活开辟一个更美好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