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看电视，最经常问一个问题——“好人还是坏人。”小朋友的世界里黑白分明：好人是歌声与阳光，永远拥抱数不清的鲜花，瞳孔里泼洒着亮堂堂的荣光；坏人是豺狼和虎豹，蛰伏在潮湿阴冷的街角，身旁簇拥着毒蛇、蜥蜴与一切负面的晦涩词汇。

这便是标签化，提取人物或事件的某一特性，进行高度概括与浓缩，最后刻下所得的流水线般的标签，分类完成。

在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人们或主动或被动地崇尚便签。冗长化为简短，复杂化为凝练，模糊化为清晰，一切都能被提炼分类，一切都能寻觅恰到好处的位置——这是多么令人心旷神怡的便捷。而这种便捷正契合当代人在时代汹涌前的窘迫和焦虑，毕竟对号入座的机械永远比思索后的行为更为高效且规避出错。所以一切都在被分类、分类、分类，然后盖棺定论，亘古不变。

标签化与其说是对高速世界的妥协，不如说是一种过度懒惰的世界观，一种因为畏惧思考而诞生的行为模式。在被贴满标签的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定点串联，我们退化成自动回复的搜索引擎，输入关键词便可得到结果。当思考被视为愚蠢，反问被讽为厌烦，挖地三尺的质询被阑语淹没——这是悲哀的。失去解构和建构的过程，被偏见与标签绑架的人，最终也将被剥夺生而为人的独立性。

有时标签化的泛滥不是主动选择的偶然，而是资本运转的钟响。各大选秀节目的选手们总是会主动或被动给自己贴上标签，其目的显而易见——通过局部代替整体的标示增加自己的辨识度。这种隔离在日常生活里随处可见：金拱门的M，腾讯的胖企鹅，b站的小电视。标签化使产品便于记忆且利于宣传，从而形成品牌效应的目标。

标签化将有血有肉的人蚕食成一个符号，而由此而生的这个符号终将成为偏见的附庸。《看见》如是写到：“有时偏见的造成是利益和庇护，也有无知和蒙昧。”多年前药家鑫一案中，凶手被冠以“官二代”的标签，事件被扭曲成特权阶级的恣意妄为。一切腐烂在深井里的人性、制度与丑恶都可以被标签剥离替换，剩下的只是感情色彩最激烈的偏见。舆论的愤怒总喜欢停留在浅水处，喜欢对立冲突的价值色彩。可无知的以偏概全仅是对事件处理，任何问题的彻底性解决需要对因果链条的多元反思，因为剔除秽物从来不是一件短暂而浅薄的易事。人们对标签的双向夸张只有一个结局——永远呼喊，永远遗忘，永远自我感动，热泪盈眶。